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
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
内在矛盾 一统体制的集中程度越高、越刚性，必然以相应程度上削弱地方治理权为代价，其有效治理的能力就会相应减弱；反之，有效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政府治理权的扩张，常常表现在——或被解读为——各自为政，又会对一统体制产生巨大威胁。
从组织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一矛盾的激烈程度和表现形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统辖的内容或治理的范围，二是资源和权力的重心所在。
统辖的内容越多越实，或治理的范围越大，或资源和决策权越向上集中，其治理的负荷就会越沉重，其有效治理程度就会越低，此时两者间矛盾主要体现为集权下的死寂呆板。另一方面，从国家视角看，权力下放、管理范围缩减，会加强体制内有效治理能力，此时两者矛盾则更多地体现在偏离和失控的情形中。
应对机制
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动态关系
这里的组织学悖论是：
一统决策的集中程度越强，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就越大。也就是说，权力越趋于集中，其决策结果与各地实际情况差距越大，因此不得不允许各地执行过程中更大的偏移程度。 积极
弊端
非正式制度是指在组织正式权威结构之外产生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在官僚组织中普遍存在。它们削弱了正式制度，但可能有利于组织内在灵活性，是对刚性的正式制度的一种补充和修正
非正式行为
共谋（合谋行为）
正面的变通
解决实际问题
负面的歪曲
基层政府与它的直接上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上级政府的政策法令和监督检查
打招呼、私下安排、官官相护
组织认同感
组织分割和组织边界为其成员集体应对考核检查的行为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成为抵制上级权力的有效力量。
谋取私利
明朝空印案
非正式关系：
对于上级官员来说，在正式规章制度缺失或失灵情况下，需要利用人际关系来确保政治
忠诚和落实任务；
对于下属官员来说，需要人际关系来
降低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问题所产生的
风险，因为他们的功过奖惩、晋升和流动的职业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直接上级的评判，而非正式关系对这一评判过程有重要影响。
资源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组织间的非正式关系程度与资源依赖程度成正比。在资源充足的机构部门，没有产生利用非正式关系动员资源的压力需求。
在制度正式化的过程中，制度环境压力越大，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越高，行政关系人缘化趋势越强，政府间共谋行为的程度便越高 。
社会关系渗透于政府组织的各角落及考核检查的各环节，上级政府的制度设计无法克服考核过程中的非正式关系对组织过程的影响。 悖论
（1）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悖论；
合理
政策本身留有许多执行灵活性的空间，例如国家许多政策的执行细则由各地政府制定或相应调整，乃至默认甚至鼓励执行政策过程中的灵活性。这些做法实际上把政策的解释权和执行权给予基层政府，把监督权交给它们的直接上级部门。
不合理
中央政策是合理的，但是它涉及某些群体的利益，因此这些群体通过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操作加以歪曲，达到维护本群体私利目的，而政策制定者没有能力实行有效督察。例如，在落实救济政策过程中，执行人员可能利用权力营私舞弊，假公济私，为私利而歪曲执行国家政策。
睁只眼闭只眼
用不同手段或在不同领域渠道之间实行资源转移以完成某项任务。
例如临时资金挪用
政策的统一性越强，它与基层实际情况的差异越大，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注入的灵活性就会越大，因此基层政府间共谋行为的空间便越大 。
一个领域中的资源分配渠道越集中或者政策执行的链条越长，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注入的灵活性越大，因此基层上下级政府间共谋行为的合法性便越强。
（2）激励强度与目标替代的悖论；
目标替代
许多组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常常由于种种原因背离其原定的正式目标而实际上追求与原来目标不同甚至相忭的目标。
当激励机制与完成任务或政治联合体的逻辑遭遇时，它很可能会成为牺牲品，被束之高阁，成为次要关注问题。
即共谋者在这些应对过程中以新的目标来替代中央政策的原目标。而这种目标替代的非法性诱发了隐蔽的非正式的共谋行为。例如，在计生检查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工作目标常常不是集中精力落实好有关政策，而是通过作假、变通来应付上级政府的检查。安全事故发生后，掩盖事故真相成为某些责任人的首要目标，而不是查找原因，有效解决和预防类似问题。
激励强度
“员工努力程度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如果员工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改变其产出的话，增加激励强度只能诱导员工通过作假来达到自上而下的预期。激励强度的另外一个原则是，激励强度应该与“测量表现的准确程度”成正比。如果一个官员的政绩表现难以准确测量，提高激励强度只能是诱使他们加强与上级主管官员的非正式关系，以便规避仕途风险。
激励制度中的连带机制造成了基层政府之间的利益共同体。
政府内部的考核机制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基层政府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为各方维护共同利益而参与共谋行为提供了另外一个制度化基础，导致了目标替代。
（3）官僚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的悖论。
政治教化的礼仪化
仪式化活动维系一统体制
运动型治理机制 启动运动型治理机制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打断了原有的常规机制和节奏，使得整个官僚体制进入一个高度关联、急速运转的状态，导致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化，即从“行政发包制”或“松散关联制”转化为“高度关联制”。
各级政府都有运动型政府的组织结构特点：行政权力集中，科室间边界不清晰，分工程度低，闲置资源居多。这些结构特点便于紧急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其稳定存在来源于长期以来对自上而下的运动式运作的适应过程。
运动式治理的突出特点即是（暂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中各就其位、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过程，意在替代、突破或整治原有的官僚体制及其常规机制，代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
叫魂事件、“大跃进”、“文革”、严打
运动型治理机制启动的条件和时机
首先，运动式治理常常发生在组织环境突变的情形下，如重大灾害、危机，官僚体制无法以常规机制应对之时。其次，当某一重大事件暴露出官僚体制常规机制的严重弊病，这为当权者启动运动型治理机制提供了口实和契机。
从交易成本理论理解运动治理机制
降低交易成本是选择组织方式的一个重要考虑，交易成本的变化导致了不同组织形式间的转化。同类组织形式因制度背景不同也可能有不同的交易成本。如果官僚体制的常规机制在运行中出现问题，导致交易成本的急剧上升，就诱发了寻求其他组织形式的努力，促使新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
信息加工、解释和传递的诸种问题
皇帝与官僚之间，如同正式组织中上下级之间，有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有双方间信息不对称性的基本特点，即一方比对方有更多的信息。这意味着，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私有信息谋利。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即是通过各种组织机制设置来有效地防止信息不对称性所导致的组织失败。
政府的垄断性和封闭性特点使得许多市场性机制失灵
官僚体制的等级制度和分工结构的规模导致信息流动困难，而这些特点由于中国官僚体制的庞大规模和漫长管理链条而大大加剧
信息是有代价的。这意味着，个人或组织层次上收集或使用信息，都有节约信息成本的冲动，即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附近寻找信息，从而导致所谓的“近邻效应”和途径依赖。而组织也因为信息成本不断调整人事和结构安排，从而导致稳定的信息来源和加工渠道。同样的信息，经过不同组织过程的加工，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运动型治理机制本身的危机
首先，在体制内部，运动型机制诱发了一系列危机：党务系统的官僚化和政务系统的政治化，使得常规与运动作为双重治理机制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一旦当运动式治理“长效化”即常规化，它必然受到官僚体制常规机制的束缚和同化，表现出了政治动员活动仪式化，结果是运动式治理的效果每况愈下。而且，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制度设施导致了党政之间、红专之间、常规与运动之间的多方位紧张，严重限制了组织效率。其次，运动型治理机制与现代社会日益强势的法理权威摩擦碰撞，十分紧张。卡理斯玛权威及其常规化组织形式与当代社会的多元趋势相悖，与法治理性不兼容；在现代社会多元化趋势冲击下受到多方质疑和挑战，难以为继，这反映在信仰危机、公信危机和各类治理危机等一系列险象环生的现象上。“行政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导致了不同领域中危机频繁。而政治动员和运动式治理为官员、民众超越常规渠道的行为和利益追求提供了重要契机，有可能导致无组织的集体行为，威胁统治秩序。
现代社会中，专断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在哪里？
卡理斯玛常规化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组织设施卡理斯玛化”（charisma of office），即某些特定组织形态获得了超凡禀赋的特征，从而成为卡理斯玛权威的化身。
执政党的卡理斯玛权威为专断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行政问题政治化
降低组织效率
法理权威冲突
